原文作者 Tim Harford，畢業自牛津大學經濟研究型碩士，目前為《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本文為第一人稱編譯。
每年，都有數以億計的資金湧入所謂的商業、金融或經濟預測產業。然而，大多數時候，這些代價高昂的預測往往根本就一文不值，因為他們正確性令人不敢恭維。現在，一項新研究指出，預測未來不但是可能的，而有一批所謂的超級預測者是可以做到的。
Irving Fisher 曾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經濟學者。有人甚至覺得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agnar Frisch 曾說：「Fisher 的理論，至少超過他的時代十年以上。」雖然 Fisher 的經濟學理論在現代經濟學體系中占有了極為重要的地位，許多人仍只記得他在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前的兩個禮拜所作出的離譜預測：「一段長期的繁榮已經到來。」
在 1920 年代，Fisher 有兩大對手，學術界的後起之秀 John Keynes 與商業上的競爭者 Roger Babson。Babson 擁有許多不同的事業，最有名的是受 1907 年的金融危機啓發所創辦的一家以販賣經濟預測獲利的公司。Fisher 與 Babson 在經濟預測業界持續了超過 25 年的競爭，為這個產業奠下了基礎。然而，在經濟大蕭條之後，因為對於當時經濟情勢發展的不同看法，使這三人之後的遭遇有著天壤之別。Babson 預見了股市的崩盤，並利用這個機會賺進了後來用來成立 Babson College 的大筆財富。Keynes 則蒙受了極大的損失，但最後仍回復了元氣。Fisher 則因為深信自己的錯誤預測，最後貧窮的度過了餘生。
如果 Fisher 與 Babson 可以見到今天的預測產業，他們將會被這個產業的規模、範圍與繁榮程度所驚豔。根據 William Sherden《The Fortune Sellers》的作者，在 1998 年度，商業、金融、經濟預測產業的總值約 2000 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 3000 億美金。
預測產業在某些具有大量資料的領域，如氣象預報、網路行銷及供應鏈管理等，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其他複雜度更高的方面，如總體經濟趨勢、地緣政治情勢預測方面，準確度則是令人存疑。
所以，預測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是否有辦法可以確實提升準確度？而又為什麼預測為 Babson 和 Keynes 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卻使 Fisher 晚年一貧如洗呢？
- 心理學家 Tetlock 出書研究「預測」這門生意
1987 年，一位年輕的加拿大心理學家Philip Tetlock，開始了一項將在 18 年後震驚整個預測產業的研究。Telock 的研究目標原本是想釐清社會科學是否能為阻止冷戰所可能帶來的核子浩劫作出貢獻。然而，在研究過程中，他卻發現許多頂尖的政治學家、蘇聯問題學者、歷史學家、政策專家對於冷戰的觀點，就算與實際情勢走向完全相反，他們大多仍會頑固的堅持己見。甚至為了挽救自己的正確性而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如「我的預測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幸好是戈巴契夫而非其他史達林主義者掌權。」、「我的錯誤是正確而且必要的：低估蘇聯實力的危險性可是遠高於高估蘇聯實力的危險性。」或者是一句預測失敗時的萬用理由：「時機的判斷失準是我的唯一錯誤。」
為了徹底解開預測的秘密，Tetlock 開始收集超過 300 位專家學者對於未來的預測，而參與學者的人數最終累積到了 27,500 人次。Tetlock 所挑選的專家們主要來自於經濟、國內及國際政治領域。為了使預測的正確性可以被計量分析，為他所設計的問題大多屬於簡潔且可以簡單的是或否回答。這項研究持續了整整 18 年的時間。
2005 年，Tetlock 在他所寫的《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一書中，公佈了研究的結果。令人意外的是，根據研究數據，大部份專家的預測正確率甚至不如隨機選擇的猩猩。除了顯而易見的預測失準之外，這同時代表了大多數的專家其實並不知道應該對於自己所作出的各種預測抱有多大的信心。許多專家在預測加拿大（極為穩定）與敘利亞（極端不穩定）的未來發展時，除了最簡單的領土完整程度外，對於其他各項發展的預測竟然抱持著同樣程度的自信。
更令人驚豔的是，Tetlock 發現，知名度高且常在媒體上出現的專家們的預測準確率甚至低於其他較為低調的學者。除此之外，不論其抱持的政治主張、所從事的職業與受過學術訓練有何不同，專家們對未來的預測，普遍來說，都是錯誤的。
在知道 Tetlock 的研究結果後，許多人都直覺性的認為，預測的地正確率，不是因為這個世界的發展走向太過複雜，就是這些專家能力不足。然而，Tetlock 拒絕簡單地把失敗的因素歸咎于上面的兩點。他仍認為，找出能在複雜如政治與總體經濟等領域取得成功的預測方法是可能的。
- 邀請眾專家參加 Tetlock 的 Good Judgment Project 預測計畫
2013 年，我收到了來自 Tetlock 的邀請，希望我能加入他受到美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贊助，名為Good Judgment Project的研究計劃。這項計劃的核心目標在於邀請全球專家對於與美國國家利益相關的事件的發展方向，如希臘債務是否會違約、是否會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等，提供預測。我所需要做的只是將我的預測記錄在該網站上，並視情況隨時更新。最後，我的預測將會與其他數千名專家所作出的預測一同被檢驗與比較。
儘管最後我沒有接受 Tetlock 的邀請，但有約 20,000 名個人與單位，其中包含了專業情報分析師與一般學術智庫，參與了這項計劃。在 Don Moore 與 Barbara Mellers 的協助下，他將所有參與者分為許多不同的類別。部分參與者是以團隊的形式運作，而其他人則是以個人為單位。有些參與者會得到來自其他人的預測資料，其餘的人則是獨立運作。藉由分析預測者所擁有的不同條件與預測準確度之間的關聯性，Tetlock 的團隊希望能找出提高預測成功率的關鍵。
Good Judgment Project 為了長期追蹤預測的正確性，建立了一套可統計分析的系統。研究計劃將未來的事件二元化，分為會與不會發生（例如敘利雅總統阿塞德在 2014/12/31 時是否仍能保住總統寶座），並請專家們預測發生與不會發生的機率。若專家預設這個事件發生的機率為 100%，它也確實發生了，則專家將得到最高的 100 分積分。反之，若這個事件並沒有如預期般發生，專家則只能得到零分。長期而言，一隻隨機選擇的猩猩大約可以得到 50 分。一個超級預測者的平均積分大約在 80 左右。透過選擇區間化，這套系統同時可以適用於較為複雜的數值預測，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對於未來一年各國債務成長比例的預測。
- 計劃在初期就已經顯現出部分令人振奮的結果
第一個發現是，透過簡單的訓練，如基礎的機率分析或是客觀而無偏見的態度，將可以大幅提升預測的準確率。雖然這個結果看似驚奇，但實際上，許多專家往往僅擁有自身領域的專業知識，卻缺乏預測所需要的基本常識。畢竟，一個國際政治專家的專長還是比較可能落在歐陸經濟或中國外交政策等方面，而非如何做出合理而準確的預測。
第二項發現是，團隊合作同樣有助於大幅提升預測成功率。當研究計劃中的專家們組成團隊後，由於可以相互討論與切磋，所作出預測的品質有顯著的提升。懷疑論者可能會認為，雖然存在著能夠提升預測品質的方法，但能夠正確預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Good Judgment Project 卻提供了證據證明高成功率預測是可能存在的。計劃中，部分被稱為超級預測者的參與者的預測準確度已經遠超過純然隨機猜對的機率。而這些人不但可以長時間保持高水準的表現，甚至還能繼續提升。
- Roger Babson 靠販售經濟預測而致富，根本不是因為他神機妙算
Roger Babson，Fisher 的商場對手，早在 20 世紀初期就認為有部分具有特殊天賦的人是可以準確預測未來的。他本人即是藉由販售經濟預測與相關商業資訊而致富的。1920 年，Babson 的公司，Babson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 擁有超過 12,000 個客戶，營收達到 1,350,000 美金，約合現在的 16,000,000 美金。
著有《Fortune Tellers》一書（關於 Babson、Fisher 及其他早期預測家歷史）的 Walter Friedman 曾說：「在 Babson 之後，預測專家在美國商界變得隨處可見。」Babson 在行銷方面可說是不遺餘力：他不但在廣告部分砸下重金，也曾免費提供愛迪生服務，希望能借由他的名聲宣傳自己的公司。在一場大病之後，他甚至把對抗病魔的經過寫成一篇勵志的商業故事。為了確保自己與公司的形象深植人心，Babson 最後選擇在麻塞諸塞州的岩壁上刻下自己的格言（Babson Boulders 現在仍然存在。）
1929/9/5，Babson 在麻州的一場商務會議上指出：「道瓊指數遲早會崩盤，所有的主要類股都將受到影響，下跌幅度將會介於 60~80 點。（約為當時股市總值的 20%）」由於市場對於 Babson 意見的重視度極高，他的預言引發了市場沈重的賣壓，使當天紐約股市崩跌超過 3%。這個事件後來被稱為「Babson break」。
雖然因為隔天股市隨即反彈，而在接下來的數周期間，Babson 的預言被市場視為笑柄。但當 10/9 股市真正開始崩跌，而最終跌幅超過 50％ 時，他驕傲地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則廣告：「Babson 的客戶早有準備。」一時之間，所有地鐵的車廂都被 Babson 的廣告覆蓋，而他的預測服務也從此一飛沖天。
然而，當時鮮有人知的是，事實上 Babson 的真正強項在於行銷，而非預測。他著名的「Babson 圖表」，實際上是建立在牛頓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假設上。Babson 認為，經濟波動就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般，任何繁榮都將導致同等規模的蕭條。
Friedman 指出:「Babson 所提供的預測，其實僅止於一組向上或向下的箭頭。雖然簡單，但人們愛死他的預測了。」這些預測的正確與否，對當時的投資大眾來說，似乎就沒有那麼重要。當他的預測正確時，Babson 從來不吝於以大篇幅廣告的方式加以宣傳，因此當預測失準時，人們注意到的仍是他的成功。
而事實上，在 1920 年代的經濟繁榮期間，許多投資人因為相信 Babson 的保守預測而錯失了不少賺錢的好機會。Babson 的成功，對於預測業界來說，具有一項指標性的意義：要在預測業界取得成功，並不需要超群的預測能力或高於平均的正確率，因為客戶並不會有系統性的長期觀察預測的正確率。Babson 的公司真正的價值其實在於提供許多與經濟及商業相關的指標與數據，Babson 高調發表的各種預測，則只是為了吸引更多客戶的行銷手法。
- 那為什麼 Good Judgment Project 的預測者會有不凡的表現？
Good Judgment Project 的目標是收集特定的預測，並統計準確率。這與 Babson 純為商業利益而做的預測截然不同。當人們談到對未來的預期時，他們的動機往往不是討論真正的未來走向。專欄作家們可能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而作出對北韓情勢發展的看法。電視名嘴可能為了使討論不至於陷入無聊而拋出一個預測。官僚們則可能為了捍衛政策的正確性而編織出理想的情勢趨向。
與 Good Judgment Project 不同的是，一般的專家學者所給出的預測通常都十分模糊，使他們在事後得以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同時，就算這些預測的內容明確度高，事後能輕易的判斷正確與否，又有多少人真的會去確認呢？
那麼，到底是什麼決定性的因素，讓參與 Good Judgment Project 的超級預測者們的準確度遠遠高於一般亂槍打鳥的專家學者們呢？答案，根據Terry Murray：「持續追蹤」。預測的正確性，是唯一追求的目標。這也令他們大多都能從超然而客觀的角度出發，不受己身的政治立場、預測的原創性等因素影響。而透過持續追蹤預測結果的對錯，這些超級預測者的也得以繼續進步。
- 人格特質影響預測是否成功，而邏輯其實派不上用場
Tetlock 同時也歸納出了成功與失敗預測者的人格特質。成功的預測者大多擁有如狐狸的思考模式：直覺性判斷、思考範圍廣泛、善於自我批判。相對於失敗者刺蝟般的人格特質：完全倚賴邏輯思考、思考範圍深入但略顯狹隘、自信十足。一位曾多次成功預測美國大選的預測者Nate Silver甚至採用狐狸作為他網站的標誌，象徵的他多面向的思考模式。
Good Judgment Project 的研究結果更進一步指出，想完全倚賴邏輯理論思考來預測未來，是近乎不可能的。而預測者是否能保持客觀且願意接受不同的看法才是提升預測準確度的重要關鍵。根據研究中一項問卷調查，認為因為他人意見而改變自己的想法是一種軟弱表現的受訪專家，他們的預測正確性往往低於樂於接納新的資訊並根據他人意見修改自己看法的受訪者。
- Fisher 與 Keynes 都有過一段豐功偉業，在歷史上的定位卻不同
讓我們再看看 Fisher 與 Keynes 的故事。他們兩人有許多共通之處：都在經濟學領域有極大的貢獻、都著有極為暢銷的著作、都具有群眾魅力。然而，他們最重要的共通點在於對金融市場與總體經濟的信念：對於總體環境與經濟數據的專精是投資人致富的捷徑。可惜的是，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徹底粉碎了 Fisher 與 Keynes 的信念，他們都因為沒有預期到股市的徹底崩盤而損失慘重。
弔詭的是，直到今天，Keynes 仍普遍被認為是個成功的投資人。根據David Chambers與Elroy Dimson的研究，Keynes 所管理的劍橋國王學院基金績效，在超過 25 年間，持續有著高於市場表現 6％ 的超優質績效。令人驚訝的是，Keynes 對於市場走勢的並沒有高人一等的敏銳度。相反的，在跟隨市場追高殺低的那段期間，他的基金收益甚至低於市場平均約 20%。
Keynes 的基金表現，直到他徹底拋棄了依賴總體分析預測的投資策略後才開始有所起色。他的新投資策略與數十年後的投資之神巴菲特不謀而合：選擇體質良好的公司，並長期持有。由此可見，就連總體經濟大師 Keynes 在面對金融市場時，也沒有辦法作出準確度足以用來當做操盤參考的預測。
- Fisher 最大的錯不在不會預測，是商業策略的錯誤
Fisher 的錯誤並不在於他的預測比 Keynes 的更加離譜，而是在於他的投資策略全然建立在這些錯誤的預測上。另外，Fisher 的高度資金槓桿，雖然在股市看漲時帶來了高額的獲利，但崩盤時也令他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若說高度的槓桿是壓垮 Fisher 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將他推入火坑的就是過度的自信。事實是，Fisher 在崩盤前的獲利完全足以最初崩盤所造成的損失。但是，由於他認為崩盤的原因是不理性恐慌而非基本面不足，市場在短期內將有所反彈。所以，他不但沒有認賠停損，反而還加碼買進。Fisher 其中一項重大投資是一家名為 Remington Rand 的文具公司。他不僅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這家公司也負責銷售他一項叫做 「Index Visible」的產品。在 1929 年崩盤以前，Remington Rand 的股價高達 58 美元，崩盤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期間內，市值蒸發了近乎一般，股價僅剩下 28 美元。就如許多想要一舉扳回的賭徒一般，Fisher 選擇了持續買進。最後，這家公司的股價跌到了僅剩 1 美元。
Fisher 最後在積欠高額債務與稅金的狀態下，悲劇性的結束了他的一生。經濟史《Grand Pursuit》一書的作者 Sylvia Nasar 寫到：「Fisher 敗給了自己過於樂觀的自信與頑固。」
- 看完預測商業史，你知道高度準確率的關鍵在哪嗎？
所以，到底擁有高度準確率的關鍵到底是什麼呢？根據 Good Judgment Project，大部份的超級預測者都有以下三項特質：第一，基本的機率統計訓練；第二，團隊合作；第三，絕對的客觀且願意接納不同的看法與資訊。
Keynes 的一句名言或許就是對這點最完美的詮釋：「當資訊改變時，我的結論也隨之改變。你呢？」
第四，對於預測進行長期追蹤，並將提升正確性當作唯一目標，而非如一般學者專家，只是將預測當作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最後一點，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別過度依賴理論與邏輯所做成的預測。Fisher，就是一個血淋淋反面的例子。正如 Babson 所說的：「Fisher 認為市場的一切完全依照的邏輯理論而非情感衝動運行。」他的過度自信，令他難以自拔。過度的槓桿操作則使他無法回頭。
Babson 的錯誤次數也許並不比正確多，而 Keynes 最初的投資策略則糟糕透頂。但是，與 Fisher 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兩個最後沒有將投資策略建立在與現實脫節的預測之上，最後也都賺進了可觀的財富。
Fisher 曾說：「一個成功的投資人，無時無刻都會對未來做出預測。」Keynes 則說：「目前還做不到以科學方對未來進行預測。基本上，我們對未來根本就一無所知。」兩人對於預測截然不同的態度，正是他們之後在投資方面成敗判若雲泥的原因。
- 如何成為超級預測者：
1. 收集相關資料：分析相關資料是建構預測的第一步。
2. 參考歷史資料：歷史總是以不同形式不斷重演，除非你有很強烈的證據顯示這個事件將是前所未有的。
3. 找出專家看法的中間值：專家們大多抱持著過度理想而極端的想法，找出專家看法的中間值將會很有幫助。
4. 建立機率模型。
5. 保持絕對的客觀並因應最新資訊隨時調整。
(文章來源：FT Magazine；圖片來源：joncandy，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