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導讀：在《想像：創造力的藝術與科學》一書中，作者 Jonah Lehrer 考察一個有生命力的創業生態圈應該是怎樣成長的。美國 90 年代都市規劃大師：簡·雅各布斯有一句名言：「新觀點需要老房子」。她的意思是：對於那些喜歡冒險的、有藝術氣質的小型公司來說，比較新的房子（比如已規劃好的郊區開發區）偏貴。在她眼裡，城市不是一棟棟高樓大廈，而是一個空空的大容器，人們可以在這裡彼此交流互動。
按照她的說法，那我們可以期待台北孵出一些什麼東西？
現在台灣已經湧現了不少孵化器、創業圈，但相比較矽谷、特拉維夫，絕對還有可以進步的地方。以下節錄書中《城市摩擦：思想碰撞引發更多聯想》這一章，看看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
- 城市，各種思想在這裡碰撞
按照簡·雅各布斯的說法，紐約哈德森大街的優勢在於它鼓勵“多樣性交往”，為城市居民交流信息提供了便利。雅各布斯強調說，儘管城市可能會受到物資短缺的困擾，但人力資本卻很豐富，有價值的創新會不斷出現，比如新浪潮音樂。
這就是格林威治村的意義所在，這裡看起來好像落後於時代，因為它是為馬車而不是汽車設計的。但是，雅各布斯堅持認為，從它的佈局仍可以看到理想城市的影子。這個村莊的街區很小，行人很容易找到想去的地方。村中有很多老式建築， 19 世紀的房子隨處可見。因此，房租很便宜，而便宜的房租能吸引到各種各樣的居民。更重要的是，街道是混用的，公寓、零售店和飯館彼此相鄰。這就是說，一天當中的不同時間，各種各樣的人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走在大街上。結果就是，人們會不斷地從他人那裡接收新思想，這些新思想又不停地碰撞。為了更好地說明人口稠密地區的真相，雅各布斯創造了一個很貼切的術語：知識溢出（ knowledge spillovers）。
創造力新視角 : 有趣的是，正是城市的極度雜亂，讓知識溢出的數量無比巨大。因為城市促進我們與不同“社交距離”的人交往：我們會跟朋友一起參加晚會，也會跟陌生人在街邊聊天。結果就是，我們開闊了眼界。
神經科學家 Mark Changizi 已經證明，城市地域跟人的大腦皮質在結構模式上非常相似，它們的目的都是最大限度保證信息的流動和交通的順暢。布蘭迪斯大學經濟學家亞當·賈菲（ Adam Jaffe）進行過一項研究。：由於每項新專利的申請都要引用過去的一些專利，因此，他對這種專利的引用情況進行了分析。賈菲發現，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地域限制的：對同一城市的專利的引用次數差不多是其他城市的 10 倍。這就是說，發明者受到了相鄰地域其他發明者的啟發。這種邏輯並不僅僅適用於專利的引用，比如，大衛·拜恩並不是受某個遠方音樂家的拉丁旋律的影響，實際上，是當地舞蹈俱樂部經常在街邊播放這類歌曲，拜恩在街邊聽歌時受到了啟發。正是城市中稠密的人口以及不同思想之間的碰撞，讓城市成為永不枯竭的創造力來源。
- 城市的密度越大，創造力就越強
來自斯坦福大學的 Geoffrey West 說：“我最喜歡的祝賀語是這樣的：’ 你已經做了應該是簡·雅各布斯做到的事情，只可惜她沒有用到數學。數字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當然她也聰明地預測到了：當人們聚到一起時，人均產出會增加很多。他們交流更多的想法，也產生了更多的創新思想。真正讓人驚奇的是，這怎麼能預測出來呢？但事情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發生了，每個城市都是如此。 ”
根據韋斯特和貝特恩考特的方程式，城市中可測量的每個社會經濟變量，從專利產出到人均收入，差不多都存在一個大小為 1.15 的指數。有趣的是，它是一個大於 1 的數。這就是說，相對於生活在 50 萬人口的城市的人來說，生活在 100 萬人口的城市的人所發明的專利數及賺的錢都要多 15%。對於生活在更大城市的人來說，他居住的地區的飯館數量要高出 15%，創造的商標也要多 15%。即便是教育水平、工作經驗和 IQ 值，這種關係依然存在。韋斯特說：“這個不尋常的方程式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人們願意搬到大城市生活。因為，一旦你把 5 萬人口的城市裡的人搬到 600 萬人口的大城市裡，我們能夠測量的關於這些人的任何指標都突然變為原來的 3 倍。至於說這是哪個城市或者說你所談論的是哪些城市，都無關緊要，因為規則都是一樣的。 ”
創造力新視角：城市中可測量的每一個社會經濟變量，從專利產出到人均收入，差不多都存在一個大小為 1.15 的指數。也就是說，相對於生活在 50 萬人口的城市的人來說，生活在 100 萬人口的城市的人所申請的專利數及賺到的錢都要多出 15%。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超線性標度率”：生活在大城市裡的人，他 們的創造力也更大。此外，如果某個城市裡走路飛快的行人很多，那麼，這個城市產生新思想的數量也更多。
- 走越快的人，創意也越蓬勃
他們還發現了另一個相互關係。行走速度與專利數量似乎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如果某個城市裡走路飛快的行人很多，那麼，這個城市產生新思想的數量也更多（這兩項因素在城市進行的測量中表現一致） 。韋斯特和貝特恩考特試圖用物理語言來解釋這種奇怪的聯繫。他們將城市居民比喻為運動的粒子，這些粒子彼此碰撞並向不確定的方向運動。最有創造力的城市，就是那些彼此碰撞最多的城市。
當然，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碰撞”——擁擠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摩擦，也會給人帶來煩惱。我們並不總是想與地鐵上的陌生人說話，或者與其他行人擠來擠去。儘管如此，韋斯特堅持認為：所有發達城市都會讓人有幾分不舒服，因此，城市規劃的目標就是找到這樣一種方法：把人們的痛苦減小到最低程度，把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發展到極致。哈德森大街的居民並不介意在街邊彼此交談，或者在買東西時跟商家聊天。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那樣，她所在的曼哈頓地區的佈局（不規則的柵欄和隨處可見的紅褐石建築），給人的感覺就不像是擠滿了陌生人的大都市。它既有一種親近感，又為目的明確的交往提供了便利，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為“村”的原因。
創造力新視角：一個世紀以來，聖何塞一直都是一個極具創新精神的地方。韋斯特把長期表現不佳的菲尼克斯和聖何塞進行了對比。數據最有說服力：菲尼克斯的人均發明專利數在全美國排第 146 位，而聖何塞位列第 2。實際上，即便當聖何塞還是一個胡桃林和杏樹林遍地的村莊時（且那時離它成為矽谷的中心還有幾十年的時間），這個地區的人均發明專利數仍然十分可觀。
韋斯特說：“它如此熱衷於發明，其中必有奧秘。正是當地這種創意的文化，讓矽谷在那個特別的山谷裡成長起來。這不是歷史或地理上的偶然，是數據道出了真相。當然，聖何塞地區為何一直都如此具有創新精神，這些方程式還不能回答你。它們能夠告訴我們的是：矽谷是個極具創造力的地方，它的確是個另類。 ”
（轉載自合作夥伴《36 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