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為台灣的 AI 治理，挪出一點思考空間。
從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說起：打擊犯罪到底是哪一個部會的事？在過去科技還沒有深入衝擊社會的時候，內政部警政署有明確的職責、能夠清楚行使公權力並有效打擊犯罪。但為什麼現在，這個「打詐」任務看起來像數發部的責任？
事實上，詐騙是犯罪行為，內政部與法務部當然不能置身事外。然而，當防詐工作變得複雜，它同時會牽涉到數發部、金管會與 NCC 等單位。這說明即便有明確的「主管機關」（如法務部負責犯罪預防），許多新興議題仍需要多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協作。這種多頭馬車的困境，也同樣出現在 AI 人才培育、產業應用等各個領域。例如，AI 教育雖為教育部的責任，但教育部可能不夠理解 AI 技術，所以需要數發部、國科會等單位協助；勞動部則必須了解產業需求與 AI 對工作的衝擊，才能超前部署進行人力資本規劃。
看起來，每一件與 AI 有關的事，都和數發部有關係。但數位發展部真正適合的樣子，應該不是一個萬能部會，而是扮演跨部會協調引導的角色——更接近「數位發展委員會」。
只修訂 AI 基本法就夠了嗎？
AI 基本法的本意，是要提供一個治理 AI 的法制框架，但台灣目前的狀況，有時會將「立法」當作唯一的「解方」。事實上，若缺乏制度基礎與治理架構的法律，就像跑車有方向盤卻沒有傳動軸，恐淪為紙上談兵，哪裡都到不了。
回顧歐盟、日本、韓國等國際經驗，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成功的 AI 法律推行，都仰賴強大的專責機構與跨部會治理機制。例如，歐盟 AI 法案（AI Act）並非單靠一個部會完成，而是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進行跨部會協調，並由歐洲 AI 辦公室（ AI Office ）作為主管機關，確保各成員國政策的落實。
同樣地，韓國在推動《 AI 國家戰略》之前，先由總統直屬的「國家人工智慧委員會」整合教育、產業、國防與金融等各方資源。立法與政策是配合制度推動的結果，而非制度的起點。日本的 AI 政策則最早由「內閣府」領導，而非分散在產業省或其他部會。內閣府負責制定《 AI 戰略》，再由各部會分工落實，確保法規與政策方向的統一。
這些國際案例共同顯示，成功的 AI 治理模式皆是治理機制與立法雙軌並行。即便 AI 基本法草案已通過，台灣若缺乏與其相應的治理機制，可能會落地緩慢。AI 涉及國安、經濟、教育、司法、醫療、文化、甚至主權等全方位領域，不太可能由單一部會全面掌握。
我們有哪些有效的制度設計可能？
此刻，即便立法程序已經啟動，我們仍然可以著手建立配套運作機制。國發會可以協助研擬國家層級的 AI 發展大方向計畫，當政策涉及跨部會合作與協調時，行政院政務委員當然也能發揮功能，協助行政院長整合協調。
但更根本的解決之道，可能是借鏡國際的經驗，先行建立一個能整合全局、明確的 AI 治理中樞。
這可以從立即成立「國家 AI 戰略委員會」開始，如果可以總統召集領導，賦予其最高位階的決策與協調權力，可以確保戰略方向能夠一體貫徹。在此架構下，數位發展部則可扮演幕僚作業單位，提供專業支援、協調跨部會工作，並蒐集社會與產業意見。這個「國家 AI 戰略委員會」的設計，不僅不與未來 AI 基本法的立法相衝突，更能立即啟動台灣的 AI 發展戰略，加速落地運轉。
即便未來台灣有了 AI 基本法，那麼其主管機關必須是能整合 AI 發展的專責機構，而非某個單一部會。這也是為何我們可以考慮從戰略層級的委員會起步，並逐步調整發展成一個更具法定地位的「數位發展委員會」，以應對 AI 時代的長遠發展。
回歸初衷，AI 發展的戰略和治理的重要性，不下於打詐。即便 AI 基本法草案已在立法院審議，我們仍不能輕忽其後的執行挑戰。一部法律若沒有強大的跨部會治理中樞作為引擎，終將難以發揮效用。台灣若想在全球 AI 浪潮中脫穎而出，必須認知到：比起完成立法，更重要的是先行設計好治理 AI 的運作引擎。唯有建立一個能整合全局的「國家 AI 戰略委員會」，才能真正讓 AI 發展乘風破浪，奠定台灣另一個五十年的堅實基礎。
＊首圖來源：AI 工具 Gemini 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