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 AI 競賽中，歐洲幾乎在起跑前就已失去領先機會。當法國新創 Mistral 於 2023 年取得首輪融資時，美國 OpenAI 已募得超過 130 億美元。更早之前，總部位於倫敦、孕育多項開創性技術的 DeepMind，也已被 Google 收購，再次呈現技術在歐洲誕生，經濟價值與控制權卻落入美國企業手中的困境。
然而，下一場關鍵技術競賽或許不會這麼快分出勝負。量子運算的技術路線、商業模式與產業領導者尚未確立，歐洲也正吸引比以往更高比例的創投資金。
歐洲量子募資追近北美，但科研領先不等於產業勝利
根據 PitchBook 數據，歐洲量子運算企業今年第一季共募得 4.04 億美元，與北美的 4.17 億美元相差不遠。這顯示量子運算已成為少數歐洲仍具競爭力，且尚未被北美全面拉開差距的前瞻科技領域。
這項優勢與歐洲長期的科學研究累積密不可分，像是被譽為「量子運算之父」的 David Deutsch，就是英國物理學家。然而，率先提出革命性技術，不代表能掌握後續產業價值。例如，網際網路技術同樣由英國科學家 Tim Berners-Lee 發明，卻未讓英國成為全球網路巨頭與科技平台中心。
歷史因此提醒歐洲，量子募資逼近北美，只代表取得進入決賽的資格，並不等於已經贏得競賽。
公共資金填補商業化斷點，政府條件卻可能拖慢研發
長期以來，英國與歐洲面臨兩項相互牽動的難題：一是難以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二是即使成立新創，也缺乏支持企業擴張的資金。近年，歐洲各國政府與歐盟開始透過國家研究計畫、公立發展銀行與創新基金，同時處理商業化與融資瓶頸。
目前不少受市場關注的歐洲量子企業，都源自大學或公立研究機構：Oxford Quantum Circuits 起源於牛津大學物理系，Quantum Motion 由牛津大學與倫敦大學學院研究人員共同創立，法國 Quobly 則源自研究機構 CEA-Leti。
這三家公司近幾個月的融資都結合政府與私人資本。兩家英國企業獲得國有發展銀行「英國商業銀行」（British Business Bank）支持，Quobly 則取得歐盟規模達 40 億美元的新創基金挹注。根據統計，英國與歐盟承諾投入量子運算的公共資金，合計已達美國的 2 倍。
不過，公共資金也可能帶來官僚限制。例如，Google 曾拒絕參與一項價值超過 20 億美元的美國政府量子資助計畫，主因是附帶條件可能減緩研發進度。Google Quantum AI 營運長 Charina Chou 強調，美國政府提出的相關條件並不符合 Google 建造實用量子電腦的方法與節奏。
這也提醒歐洲決策者，《歐盟晶片法案》、《歐盟技術主權一攬子計畫》與德國《高科技議程》等政策工具，必須符合產業實際研發週期。若公共資金附帶過度複雜的行政干預，反而可能拖慢創新。
後期資本不足，歐洲量子新創恐連控制權也一起外流
歐洲量子新創的早期融資環境雖已改善，但當企業需要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工業級產品、建立製造能力並拓展全球市場時，本地成長資本便會明顯減少。Peak Quantum 共同創辦人兼財務長 Alexander Schult 指出，當新創需要籌集 5,000 萬、1 億甚至 2 億歐元推動產品化時，歐洲能提供的後期資本仍相當有限。
量子硬體也不同於一般軟體新創，無法只靠少數工程師與雲端資源發展，而需要昂貴的無塵室、低溫設備、專業製造設施，以及大量物理學家、晶片設計人才與硬體工程師。由於研發與商業化週期可能長達十年，企業需要的是願意承擔長期技術風險的「耐心資本」，而非追求快速回報的資金。
當本土資本無法支撐後期擴張，尋求美國等地的國際投資者，便成為新創的必要選擇。跨國資本雖能帶來產業網路與營運經驗，但也會伴隨董事會席次、決策權與策略影響力。英國量子新創 Oxford Ionics 於 2025 年被美國量子公司 IonQ 收購，便是資本引導控制權外移的代表案例。
隨著控制權轉移，製造基地、供應鏈夥伴與戰略決策，也可能逐步遷往資本與市場更成熟的地區。最終，歐洲甚至可能必須向外國企業購買由自身公共資金支持研發的技術。
歐洲在半導體產業已經歷過類似困境：數十年的晶片研究成果，最終製造與產值卻主要落在亞洲和北美；在 AI 基礎建設上，歐洲研發的模型也普遍運行於美國資料中心。如今，量子運算尚未大規模商業化，就已面臨相同的資本陷阱。
資本、採購與人才缺一不可，歐洲量子才能走向產業自主
歐洲若要打破歷史循環，不能只擴大現有的早期補助，而必須同步改革資本分配、市場需求與人才制度。在資本分配方面，歐洲需要調整監管與制度誘因，引導具長期投資視野的資金進入深科技領域，填補 5,000 萬至 1 億歐元以上的後期融資缺口，避免頂尖新創在擴張時被迫外移控制權。
在市場需求方面，歐洲可借鏡美國經驗。美國聯邦政府、國防部與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等公共機構，經常扮演新興科技的「第一個客戶」，透過公共採購創造早期市場。這不僅能為新創帶來營收，也能向私人資本證明應用場景與市場需求正在形成。
在人才方面，量子運算是一場全球頂尖人才爭奪戰。歐洲企業若要吸引物理學家、工程師與創業人才，必須提供具國際競爭力的員工持股計畫（ESOP）。然而，歐洲各國分散且複雜的稅制與監管框架，限制了科技新創透過股權激勵吸引人才的能力。因此，建立更一致、對員工友善的股權制度，是量子產業規模化的重要條件。
如同量子電腦的基本單位「量子位元」，量子運算產業也正處於「疊加態」：技術路線、產業版圖與最終勝負尚未定局。歐洲目前在科研與早期募資上已展現與北美並駕齊驅的實力，守住了關鍵起跑線，但這並不代表它能自然成為最後贏家。
真正決定歐洲能否在量子時代翻身的，是政策制定者與金融體系能否建立一套串聯公共資金、私人資本、早期採購、製造能力與人才股權激勵的自主生態系。只有讓規模化、生產製造與長期經濟價值留在創新萌芽之地，歐洲才可能走出「擅長研發、拙於商業化」的技術資本陷阱，將量子優勢轉化為產業自主與科技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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