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微軟前 CEO 鮑爾默（Steve Ballmer），在 2014 年卸下 CEO 職位後，現在是 NBA 洛杉磯快艇隊的老闆。最近和 Backchannel 討論了他創立美國事實（USA Facts）的原因，用數據讓大家知道美國政府把錢花在哪，這樣的透明化才有辦法增進對話和促進改善。這真的是很好的主意欸，赤裸裸的數字呈現出來，人民有感才會積極互動，知道政府都把錢拿去做了什麼事，或是什麼地方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而對於經營一個科技公司和球隊的差別，鮑爾默也提到了「透明化」的概念，球員的所有成績都讓大家看的一清二楚，你做到什麼程度、還不足多少也都明明白白。總之，我覺得他強調的「數據的重要」和「透明化」都是身在這個時代很重要的。
（責任編輯：謝秉芸）
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從來不是那種只讓事實說話的人。在 20 世紀 90年代，他是富有活力的微軟執行副總裁，在 Safeco 領域的全體會議上高聲呼喊「開發者！開發者！開發者！」；在繼承比爾·蓋茨成為微軟 CEO 後，他也是不容忽視的狠角色——至少你肯定不敢直視他的眼睛告訴他：微軟不重要。從微軟離職後，他用20 億美元買下了 NBA 的著名球隊——洛杉磯快艇。因為這件事，全世界都開始重新認識他。
然而，今年春天，我們了解到，61 歲的鮑爾默開始投身於一件不太像他作風的事業：他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政府統計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可以用來判斷美國政府如何是花錢、如何創造收入以及誰是政府資金的受益者。這個名為「美國事實」的數據庫，是鮑爾默在他的妻子建議他改變慈善事業軌跡後出資建立的。「美國事實」提供了長達一篇長篇報告，並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發現。
儘管鮑爾默投入了很多資金在他所關心的社會事業上，但「美國事實」卻與此前的投入有所不同。鮑爾默喜歡數字，也相信數據可以帶來變革。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美國事實」，就是使用公共的統計數據來發現政府正在做、或沒有在做的事。在鮑爾默看來，人們如何利用這些訊息，都取決於他們自己。
而且，這個項目還幫助鮑爾默填補了他在快艇 NBA 季后賽首輪失利之後的空閒時間。近日，他坐下來，與 Backchannel 討論了他創立「美國事實」的原因、運營一個球隊和技術公司的區別、以及他為什麼向 Twitter 投資了數億美元。
問：你為什麼創立「美國事實」？
答：一直以來，我的妻子 Connie 都專注於幫助那些有劣勢的孩子們。當我從微軟離職後，她對我說：「現在你終於可以幫我了，我們一起幹吧！」我不以為然，告訴她這是需要政府去解決的問題，不需要動用私人資金。我們繳納稅款，之後政府會去處理這些問題的。她聽完後說，「事實上，這樣說並不完全準確」。
這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問她「所以美國的稅收究竟怎麼了？有多少是真正用於幫助弱勢孩子的？又有多少是用於幫助窮人呢？」問出這些問題時，我還暗自覺得「好吧，是時候讓她知道我才是對的了」。但事實證明，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確是錯了。
問：你的意思是你的數據可以明顯地顯示出政府在解決收入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夠嗎？如果是，作為一個億萬富翁，看到這些數據和事實對你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我比大多數人都幸運。這讓我可以從跟大多數人都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讓政府知道，做什麼事是對的。我和我的妻子想要給每一個孩子一個擁有美國夢的機會，政府必須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其次，民主制國家如何去平衡貧富差距是由其代議制政府決定的。所以，無論他們做出什麼決定，我都願意服從並跟隨。不論人們想削減開支還是加稅，這都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作為一個商人，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出現財政赤字。在這個問題上我很堅持，因為我真的認為每一個孩子都值得擁有自己的美國夢。
問：「美國夢」這個詞在「美國事實」中顯得極其重要，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答：這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每個孩子都應該得到機會。雖然我知道，他們無法享受絕對的平等，但是，在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好時代，他們不應該與機會絕緣——這是美國夢很重要的一部分。
問：在這個後事實時代，你卻創建了一個基於事實的網站。這是為什麼呢？
答：我被事實中所蘊含的大量受眾興趣點所震撼了。當我們第一次上線時，網站的用戶就激增了 60 多萬。即使這些用戶現在已經消失，但我仍然很震驚。目前，我們只有兩個全職人員運營在這個網站。我們跟更多的承包商合作，突然間，有興趣的人們對於事實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事實也提供給了兒童、高中生和大學生們。這些都讓我知道，人們對事實感興趣，因而我們必須時刻確保數據的及時性、相關性和專門性。
問：人們對於事實是否可以解決爭論一直持保留態度，對此您怎麼看？
答：事實總是可以解決政治爭論。這一點是確定、一定以及肯定的。現在可能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但要是真的遇到問題時，能夠解決的只有數據。
問：那您知道現在有些人其實是拒絕接受真實數據的嗎？
答：如果有人說「我的政治信仰不是由這些數字和事實決定的」，我相信。但這不是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問題，這是關於具體的立法草案和預算案——它事關細節。「我們要在 SNAP（食品券）上花費 300 億美元嗎？」「我們會在 SNAP 上花費100 億美元嗎」「我們會在 SNAP 上花費 500 億美元嗎？」這些都是實實在在需要有人去做的決定，這些決定可能會得到立法機關的批准。
問：你認為展示出這些數據真的會改變些什麼嗎？
答：從微軟離職後，我曾經認為解決一件事兒的路徑就是：問題—解決方案—答案。可是現在，我更希望去推動對話、促進討論、幫助改善。因為我發現，面對機會不平等這種問題，如果我們說「解決它！」那麼對應的解決方案肯定是「我們認為機會平等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如此，這個問題並不會被我們解決，而且極有可能一輩子也解決不了。反之，如果我們用成為推動這件事情的一份子，那麼不僅是現在，在將來我們也能持續發揮作用。而且，數據的存在也能讓我們的努力更容易被更多人看到。
問：您認為像 NBA 這樣的大型體育聯盟能從科技的世界中學到什麼？
答：我認為科技界可以在改變粉絲體驗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我一直覺得球迷們可以有更好的體驗——不僅在舞台上，還有在家裡——所以我對虛擬現實技術特別感興趣。
問：那您認為科技界可以從籃球場上學到什麼呢？
答：在科技界，人們都以為我們有高效的問責制——因為我們能處理好人才，我們也相信團隊合作的力量。但事實上你會發現，在商業的世界中你可以用「我做得不對，但我會繼續好好幹」、「好的，我們會改進」來混淆視聽或推脫責任。其實，科技界的員工真的很喜歡說廢話：我的考核得分是多少？這個是多少？那個是多少？我做得很好嗎？我想跟你談談……
但在籃球場上，可沒有那麼多的迂迴和隱藏。你的表現完全是透明的，沒有辦法為自己開脫或者打迷糊仗。你要麼勝利，要麼輸掉，這就是硬道理；你的賽季結束了，還是還沒結束，這都是純二分法，這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問責制。在球場上，每個人都可以評估你的表現；所有的統計分析都是具有可信度的；每個人都可以觀看比賽；每個人都可撰寫評論，體育專欄作家絕對知道總經理知道的一切。對，是一切。你的個人表現可以用跟商業世界完全不同的套路來進行評估和審查——每 24 秒，我就可以告訴你我們的團隊合作到底好不好——而這，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問責制。
大多數企業都表示：「員工的薪酬我們要保密。」這不是我們的風格。在籃球界，每個人都準確地知道你的薪酬，你的排名，以及跟排名掛鉤的你的表現。我無法肯定地告訴你，明年哪些球員將會出現在我們的隊伍中，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的是，問責制一直在那兒，而且我們能夠衡量幾年內球隊能否贏得 NBA 總冠軍。
問：那如果我白手起家創立一家科技公司，我也應該將員工的薪水對媒體保持透明嗎？
答：我只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過，不太有發言權。但我會說，提高科技行業責任感的機會並不是非實質的，它與寶僑這類快速消耗品企業不同。寶僑公司每季度都必須拿出好看的銷售報表。但是，一些現在賺錢的科技公司說他們正在投資未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問責制又在哪裡？你完全可以說：「最終的問責制是股票價格。」某種程度上是的，但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是。因為股票價格雖然肉眼可見，但一家企業的勝利或失敗不能只從股票價格來評價。
問：你對 Twitter 大量投資，現在持股百分之四。對 Twitter 的發展您感覺怎麼樣？
答：從股價的角度來看，Twitter 還沒有像我預想的那樣發展。我認為 Twitter 應該能跑贏市場，因為它仍然是一個有無限機會的公司，雖然這些機會還得通過踏實的努力去實現。況且，我也沒有把當投資者作為我的主要活動。現在，我對「美國事實」更感興趣，我對我們的慈善事業更感興趣，當然，我對籃球也很感興趣。
問：最後問一個關於微軟的問題。當公司在法庭上為自己是否有壟斷行為辯護時，你說，科技具有原動力，微軟是無法壟斷的。事實上，微軟確實已經喪失了主導地位。您想跟大家說，「我早說過」嗎？
答：不，商場上總會有幾個大傢伙、一群不大不小的傢伙和還有很多小傢伙。你不用強求保持在一個水平——你可以下滑，也可以放棄。無論一個企業看上去有多堅不可摧，更新迭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不關心微軟能否一直保持在 Top 5，我真正關心的是微軟本身。畢竟，我擁有很多微軟的股份。不過，這個問題也許在 20 年後才會有答案。可能到那個時候，快艇隊已經有五個 NBA 總冠軍了。又或許是十個呢？這點兒野心總是要有的。
（本文經合作夥伴 36 氪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前微軟 CEO 鮑爾默：科技公司應該有像 NBA 球隊一樣的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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