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推薦這本書】下課後到重慶南路買書、看書，是許多台北人的回憶。但曾幾何時，這條書街變成了旅館街，老書店一間一間熄燈，連屹立三十四年的金石堂城中店，也將在今年六月向讀者說再見，令人不勝唏噓。
往事只能回味，讓我們用這篇書摘，懷念這條榮景不再的老書街。（責任編輯：康陳剛）
書街的開始：臺北銀座
位於臺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這北段與南段改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有銀行、書店、文房四寶、茶莊，一派優雅文氣。而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是集吃喝玩樂於一處的天堂，林立著銀樓、布莊、服飾、南北百貨與餐廳。
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兩處合併稱為「臺北銀座」，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日治時期的一九一一年，臺北連續兩年經歷颱風、水災，據說當時有三千多間街屋倒塌，總督府因此聘請建築師野村一郎規畫，改造臺北銀座市區，於次年開始整建成紅磚巴洛克的連棟風格，本町通道路寬九．三公尺，並設計寬三．三公尺的騎樓，以利人車分流。
日本人依所擬定的臺北都市計畫，於一九一四年完成城牆拆除，並重新規畫道路，於是從各地搭火車來到臺北的人，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一九一五年，總督府為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而成立的「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重慶南路上的門市大樓開張，為「市區改正」的指標案例之一。
同年，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新高堂」落成，是一棟位於重慶南路、衡陽路口三層樓高的仿巴洛克式紅磚建築，從一家兼賣文具的小書店，搖身變成明信片上的臺北地標。它是戰前臺北的書店龍頭，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獨攬了日本內地圖書、雜誌、地圖的經銷權，更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販售，一九二○年代更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
日治時期書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今漢中街、長沙街一段附近)一帶，根據《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一書描述，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如東陽堂、鹿子島、岐阜屋、日臺堂等，此外，臺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杉田書店等，加上後期大型書店興起於本町通，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
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也創造了書街的人流。自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員接收臺灣之後，重慶南路的書店開始由國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並由賣日文書改為賣中文書。
戰後的重慶南路
當時「臺灣書籍株式會社」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接收後，改組成「臺灣書店」。「新高堂」則由當時的臺北市長游彌堅結合臺灣和中國人士成立「東方出版社」接手。另有一家日治時代的「太陽號書店」（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則由「商務印書館」所取代，這家上海來的分店進駐後，很多上海人紛紛接續投資、經營書店，造就了上海幫掌控臺灣文化出版事業的勢力。
上海本來就是國際商埠，養成當地商人靈敏的嗅覺、獨到的眼光、快狠準的手腳，加上具有足夠財力，他們來臺後，很快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購置房產，尤其是最靠近總督府與臺灣銀行的 T 字兩條街：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一帶。看準重慶南路上的往來人潮和書報攤商機，他們在此開出一家家書店，成為書街的先鋒；而與重慶南路垂直的衡陽路，更因上海人進駐開銀樓、百貨店，被稱為小上海商圈。
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我有幸躬逢其盛，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共榮。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在一九五六年，因業務擴大，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以出版、銷售綜合圖書為主，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取名這個名字，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
記得那時書店裡最暢銷的書，是臺大黃大受教授的《世界史大綱》、《中國史大綱》、《中國通史》等。另有《大學入學指導》，當年大學的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一、二，這本書是年年考生的必備手冊，可見其熱銷的情況。為了節省成本，除了特別的技術性書籍，皆為三十二開本，紙張都是未漂白的再生紙。
大眾渴求知識，書街應運而生
隨著臺灣政局、經濟逐漸穩定，社會大眾渴求知識的極端反應，讓政府放寬了出版業的法規限制。出版社如雨後春筍的成軍，出版業從很保守、封閉到突然大躍進，很多書店的資深夥計離職自設門戶，分食這塊大餅。
當時的暢銷書，文學作品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鹿橋的《未央歌》、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和《異域》、王鼎鈞的《開放的人生》、龍應台的《野火集》、夏元瑜的《老生常談》、三毛的《撒哈拉沙漠》、趙寧的《旅美散記》、白先勇的《臺北人》，以及瓊瑤的愛情小說(分前期在文化圖書公司的百餘種，與後期在皇冠出版的百餘種)，還有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倪匡的推理小說，都是當年銷售驚人、一印再印的「印鈔書」。
其實店面賣書只是經營項目之一，自製的出版品才是開源主流，無論是學生的課外讀物、輔助教材，還是文學、科學、史地、哲學等，都採用翻印或改寫的方式，以慢慢取代大陸進口的書籍。可見重慶南路的上海幫，當時不但是進口書籍的總代理，更掌握了臺灣人思想的動向。
早期重慶南路上的書店幾乎都兼營批發生意，因此，既是門市又是盤商，還做出版。一九四○年代以進口或翻印大陸書為主；一九五○年代則肩負政策性使命，以闡揚三民主義為任務；一九六○年代因應社會對知識的渴求，大量翻譯西書和古書；進入一九七○年代，隨著國民教育水準提升，出版成為新興行業，進入全新的領域，印刷業也跟著突飛猛進。
老書街特色：書報攤
「書街」除了毗鄰綿延的門市，每一家店門口還有書報攤 ，他們在騎樓的廊柱由上而下，四面拉起繩索，掛滿了書報，地面再用木板搭成圍繞柱子的擺設「平臺」（類似地攤）。所以，不熟門路的行人若沒有注意看招牌，路過這個區域時就會墜入五里霧，眼花撩亂了。
最早，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生活困頓的他們占地為王，搶到一根廊柱，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往來人潮多，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
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書報攤像撒豆成兵，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衡陽路、博愛路、成都路、峨嵋街、中華路、西寧南路、延平北路、延平南路，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之後，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甚至賣愛國獎券、口香糖等小吃食。
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騎著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
當時，書街周遭的書報攤就有兩百多個，盛況比書店更勝一籌，更有多家專做書報攤生意的中盤商，早期有黎明書報社、中期有農學社、後期有日全書報社，後來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訪的通路商。有段時期，連書店門市也必須依靠他們提供暢銷品，厲害者一次可訂下出版社的半數印量去發行，而且不退書。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為了管理，發起路邊書報攤的牌照登記，沒領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該攤位必須撤除。這一政令當然促使攤主與位置重新洗牌，手腳快或有關係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財神。
在黨外抗爭的年代，書報攤更是黨外雜誌流通的祕密基地，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的累積了財富；有的則受牽連，捲入是非而坐牢。
書，是精神糧食
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逛書街是精神享受。看到喜愛的書、需要的書，即使口袋空空，無法滿載而歸，也不會沮喪，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總是讓人心情平靜、意氣風發，精神飽滿、踏實，有著無所求的滿足。
在天時、地利、人和下，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讓不少出版社、書店、中盤商、書報攤因書致富。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二○○○年之後，隨網路興起，顛覆了閱讀習慣，也改變了生活節奏。
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目前僅剩十來家，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文化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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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由 時報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金石堂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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